朋友圈里“步数最多”的人每天往返地坛医院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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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步数最多”的人每天往返地坛医院不可怕

朋友圈里“步数最多”的人每天往返地坛医院不可怕

10年的坚持,有太多付出。

第二天上午8点前,杜荣辉会准时出现在通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口。在此之前,从十里八乡早早赶来的患者已经站满20平方米左右的结核病防治专科诊室,一边闲叙家常,一边等待她的到来。

(文中所有患者均为化名)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不扎堆、分餐制的健康共识到合理膳食、适当运动、良好心态以及充足的睡眠等,这些做法不仅能够防止病毒的侵害和传播,也是对健康中国行动相关要求的最好践行。

一天两次往站点派送快递,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郭宁现在日均步数一万多,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免不了成了朋友圈里“步数最多”的人之一。有一个段子说:看看自己朋友圈步数最多的那个,一定要远离。但是郭宁的这种步数最多,是深受欢迎的最多,是必不可少的最多。

她至今记得2017年7月义诊路上的一场暴雨。晚上8点半,刚下班的杜荣辉正准备前往通城,突然下起大暴雨。武汉成了“江城”,通城县也淹了大半,县里来电话商量是否换个时间。

另一方面,一些疑难杂症患者需要的药物,在小县城里并不常见。遇到这种情况,杜荣辉就会从武汉购置,再邮寄给通城县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最后转交到病人手里,“一方面是病人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些病人不要断药”。

继续追问下去,她才会说,“当然还是有风险,但只要经常锻炼身体,免疫力就没问题。”

病人被确诊肺结核后,国家会为普通结核病患者免费提供链霉素、乙胺丁醇等一线抗结核药品。然而,年龄较大的患者往往多病缠身,抗结核药有时会与其他药物药性发生冲突,诱发老人们的旧病。

追问出来的信息印证了一个优秀医生的职业敏感:病人曾在当地一家瓷砖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过10年,厂房密闭、砖灰满屋,不戴口罩。

“拿着痰盂咳两三百毫升血,要人命的。”杜荣辉一查验,病人咳血的原因根本不是肺结核,她甚至从来没有得过结核病。

如今,女儿就读于某医学院影像学研究生二年级。逢年过节,她会和母亲一起前往通城,帮忙整理病例资料。

而作为员工的接收方,京东7FRESH生鲜超市的“人才共享”计划提供了收银、理货、拣货打包、骑手等岗位,以满足疫情期间线上订单暴增的需求。据记者了解,该“人才共享”计划除了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之外,还提供新冠肺炎保险,而合作的餐饮企业则正常承担员工的保险。到京东7FRESH生鲜超市工作后,杨涛每天的工作从做寿司变成分拣工作。

杜荣辉医生的事迹在医院里渐渐传开,2019年,武汉市肺科医院也号召组建起义诊志愿服务队,500名员工的医院里,一下子有400多人报名。

新京报记者 许诺 陆一夫

2014年,外出打工的章恒感染结核病,回到通城县沙堆镇老家。有3年时间,正值壮年的他一直待在家里,极少外出,因为不想传染其他人,也害怕其他人的歧视。缓慢的疗效影响了他的信心,用药也断断续续。

复工战“疫”之下,正掀起一波共享员工潮——一些暂时难以复工的中小企业,将员工以共享模式进行短期人力输出,以期解决接收方的“用工荒”难题和缓解输出方“复工难”的经济压力。

从此,她每次回家都要给至少10个病人做诊疗,有时家门口会排起20多人的长队。一个常见的画面是,病人们围着她,七嘴八舌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遇到一些病情严重、不方便行动的病人,杜荣辉还会充当上门医生的角色。10年过去,通城县的所有乡镇几乎都留下了她背着药箱和听诊器下乡送诊的足迹。

她说专业知识是她对抗肺结核偏见的武器。肺结核是一种传染性极低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不是所有肺结核病人都有传染性,人体内有巨噬细胞能够吞噬结核菌……

走流程慢+法务风险,联想工厂招人遇难处

对于其中可能涉及的法务问题,浙江晓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兼首席律师陈文明向新京报记者分析称,对于原企业来说,企业未复工期间如有员工个人应聘参加共享员工的,应当及时向员工和新企业了解情况。如存在员工违反竞业禁止、侵犯商业秘密、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等违反企业规章制度行为的,应当及时沟通处理。

这里是湖北省的东南角,湘鄂赣的交界地,沿着高速南行,20分钟就能进入湖南省。武深高速通界段通车之后,通城县县城与省会武汉的距离从200多公里缩短为170公里。

此前,杜荣辉从没想到,乡下会有这么多需要送诊的肺科病人,而这就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县域的现实。

王子迪向记者表示,由于日料讲究食物的口感和餐饮体验,两家位于北京亦庄和通州的门店平时几乎不做外卖,但疫情之下也不得不向外卖拓展,最近外卖的比例已经提高到80%。

省城来的专家杜荣辉出现在这里,仔细询问用药感受、病情变化之后,对处方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仅仅一个月后,方金可以拄着拐杖前往疾控中心。

顾不上和亲人团聚,杜荣辉马上拨通了武汉同事的电话,紧急开辟绿色通道,将病人接到武汉做介入治疗,很快取出嵌在支气管里的钙化物。杜医生手到病除能救人命的故事也在小县城里快速传开。

往地坛医院送快递的郭宁

很难想象,与大量结核病人的频繁接触,杜荣辉似乎完全不担心被感染。

由于共享员工招聘的岗位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工种,因此前期培训并不会花很长时间。“主要是一些入职培训、安全培训,这些我们都会做。”杨华介绍道,在目前的计划中,短期用工是要做到3月底。如果未来共享员工想留在联想工厂,则必须与原来的公司解决劳动合同,联想才能接收,目前还是按照劳务输入的方式。

她经常说“医生下乡比病人奔波好”,也曾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一个医生下乡一次,至少可以让30多个家庭免于奔波。

“小病大治”有时会直接导致病人放弃治疗。如果杜荣辉没有帮助李明减免1000多元的纤支镜费用,这位来自通城县塘湖镇的77岁老人也许会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拒绝住院治疗。

王子迪表示,公司与京东之间有“君子协议”,协议中规定,“共享员工若想回店里,提前三天跟京东提出即可。”随着日料店逐步恢复正常经营,员工也将回到店里。不过,预计恢复到正常水平,可能要到3月中旬。

每月最后一个周五下班后,这个武汉市肺科医院的医生总是赶着离开办公室,驱车一路向南,进入通界高速,近3个小时之后,抵达湖北省通城县城郊的老家。

通城县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专科负责人刘葵手上有一个数据:仅2016年到2019年,就有上百名病人在这个“通城女儿”的帮助下痊愈。

在当地一所中学当校长的老同学,私下里问杜荣辉,“你义诊这么多年,医院肯定给你年薪吧?”

出于安全考虑,陈彪只能低速行驶,到达通城时,时针已经转到第二天了。

病人们确信杜医生一定会来,这是他们之间10年不曾改变的约定:每个月,杜荣辉都会提前和乡民们约好时间,给来自全县11个乡镇的肺科病人义务坐诊。

“医护人员坚守岗位,我们也得坚守岗位给他们提供服务。”郭宁说。他是京东快递孙河站的一名快递员,在新型冠状病毒暴发的这段时间,负责配送包括地坛医院在内的一片区域。

不过,杨华告诉新京报记者,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用工方原来所在企业走流程时可能会比较慢,共享员工这一形式在对方企业法务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合作模式还需要一点点地探索。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深圳工厂已经有两名工人顺利入职了。

平时,杜荣辉只要有时间,便手把手为当地医生传授经验。在杜荣辉的帮助下,刘葵就曾两次前往武汉市肺科医院进修影像学,“以前这样的机会对于基层难以想象”,而结核病防治专科也有了一支七八个人的队伍。

郭宁今年31岁,河南三门峡人。大年初一那天,因为疫情的发展,他临时决定留下来继续工作。地坛医院本来是同事负责的区域,但是因为休春节假期,郭宁便代替了休假同事的工作。在做这个决定时疫情已经开始扩大了,但是郭宁觉得,过年本身就需要有人值班。无论是医生还是市民,有订货需求的,他就第一时间送过去。“在你不方便走动的时候,快递小哥替你走动。”他说。

文并摄影/本报记者杨小嘉

义诊10年中,杜荣辉的女儿先后经历了中考、高考等紧要关口。对于母亲一直以来满满当当的时间表,女儿的反应是“习惯并感动着”;杜荣辉也会尽量挤出时间来陪伴女儿。

绷紧疫情防控弦,需要加强查漏补缺。溯源此前多个地方的聚集性疫情不难发现,无论是医疗设备还是冷链食品,只要疫情防控中有风险点,就存在疫情“火苗”死灰复燃的可能。在这方面,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将疫情防控形成真正的闭环,才能最大程度防止疫情反弹。

那年春节回乡,一个和杜荣辉差不多年纪的女病人找上门来。她在一家医疗机构被诊断为结核病,定时定量服用药物,但一年多里多次咳血,每次家里花费上万元。这一次,在年关前齐家团聚的喜庆时刻结核病急性发作。

她担心,如果自己因为下雨就把义诊停了,病人们也会有样学样,病情稍微好一点就放弃继续用药。“更何况一个一个地通知肯定来不及,不能让老乡们白跑一趟”。

当前,“复工”正在成为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当务之急。在率先行动起来的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重镇,“用工荒”比往年更明显。在多地封路的背景下,不少地方都派出了专车、专列甚至专机接回滞留在老家的企业员工。

武汉市肺科医院的青年医生曹探赜,曾主动陪同杜荣辉一起下乡义诊,他印象最深的是老乡们的健康意识不足,很多人常常拖到身体扛不住再去看病。

基层缺乏医疗优质资源,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不过,此前有联想内部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这种做法其实挺难操作,理论上一个月成为熟练工,第二个月开始干活,后续疫情消退了,这些临时员工就会走了,这对工厂的产能影响很大。

地坛医院的快件大概占郭宁每天配送量的40%,大部分是一些生活用品和食品,因为很多奋战在一线的医生吃住都在医院里,不能回家。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问起:是否害怕经常出入医院被传染?郭宁却是信心满满:“医院消毒做得好,反倒比其他地方更安全。”

这样的意识不足还表现在不能规范用药。结核病的治疗至少得坚持6个月,有的老乡吃了一个月的药,感觉咳嗽好了,就自己停药,结果病情反复发作,愈演愈烈。

日常工作和各种学术活动几乎占满了这位呼吸科主任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兼职教授的时间表,杜荣辉却没有想过要中止这并非强制要求的“契约”。

在一摞CT片里,她发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极其关键的细节,沿着肺门、支气管,显现许多细碎的钙化点——这意味着,病人可能患有尘肺。

杜荣辉还是决定要去,“时间都约好了,有的留守老人就盼着这一天”。

各地频频出手背后,是企业紧绷的用人需求。浙江金华的一家玩具企业总经理日前告诉新京报记者,公司七十多名员工中,仅有本地的五六人返岗。西部省份尚未通畅的交通,仍将大多数员工隔绝在本地。与此同时,也有餐饮、零售等行业的许多企业,因为人流聚集的属性而无法正常复工,员工即使回到工作地,也面临无事可做的窘境,甚至失业的风险。

多地发起“抢人大战”,头部企业尝鲜共享

在杜荣辉接触到的案例里,就曾有病人因为免费药里的丙酰胺复发痛风。

王子迪说,他和公司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放弃任何一个员工——尽管明知道几乎不会有客人到店就餐,但他和另外两位合伙人仍选择在2月10日复工开店,为的只是将公司和员工的损失减少至最低水平,“我们两家店一共20个员工左右,最终共享了3名员工。”

最远的病人从20公里外的塘湖、麦市赶来。在接受诊疗之前,他们需要先赶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然后乘坐早班客车,最后步行到达疾控中心一楼的专科诊室。

有时,住得近的病人会找到杜荣辉老家,向她母亲询问杜医生何时回来;另一些沾亲带故的老乡则会打电话给她的家人;摸不清门道的老人则会联系当地疾控中心——尽管疾控中心此时还没有和杜医生展开合作,但在老人们眼里,“医生”是一家人。

联想深圳、惠州地区工厂的内部管理人员杨华(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以惠州工厂为例,1000多人中已经到岗五六百人。谈到共享员工的问题时,杨华表示,公司发出倡议后,有不少企业来报名,也有很多人以个人的形式加入进来。惠州工厂方面,当地有一家酒店因为疫情无法开业,约百人规模的员工需要短期工作机会,目前正在走企业内部的流程。深圳工厂也有四五十人过来咨询。

绷紧疫情防控弦,需要形成健康共识,保持常态化防控意识。口罩成“标配”,出行先预约、实时查看“热力图”,就医先测温、登记信息……虽然疫情防控措施给公众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小麻烦”可以换来“大安全”。

在薪资待遇上,杨华表示,这些共享员工的收入也是与本地工厂平均薪资相仿。惠州工厂的待遇大约在4000元-6000元之间,深圳工厂的月工资应该会在5000元-6000元之间,根据工时的不同、是否加班等情况会有所浮动。

在防疫站医生的建议下,章恒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杜医生问诊。杜荣辉一边安慰、鼓励,一边批评,“随意停药,结核病永远治不好。”

“乡亲们能把身体养好,重新撑起家庭,没有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回忆10年义诊时光,杜荣辉感觉快乐简单而纯粹。

多为简单工种,薪水比停业待遇高数倍

公众应该始终保持警惕的事实是:病毒在刚开始传播时只是点燃树木的“火苗”,如果疏忽大意,就会发展成“山火”。如何将病毒风险扑灭在萌芽、零星散发之时,需要政府、社会、单位和个人聚力,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丈夫陈彪继续担任杜荣辉义诊路上的专用司机,因为下班的车流而堵在武汉二环、三环是夫妻俩共同的记忆。有记录的120多次义诊中,陈彪绝大多数时候都以开车接送默默地表示对妻子的支持。

寿司师傅变身分拣员,日料店向京东自荐

杜荣辉经常像候鸟一样,前往更南边的地方。

也有人对10年义诊的“义”字表示过怀疑。

那个10年前被误诊为肺结核的尘肺病人早已康复,直到现在,还经常到疾控中心看望杜荣辉。她现在身体很好,已经找到一份财务会计的工作,家里盖了新房,小孩正在上学读书……

杜荣辉似乎不太擅长为自己辩解。“如果你觉得我收了钱,你就这么认为吧”。

绷紧疫情防控弦,需要坚持慎终如始。坚持“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四集中”(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仍然是战胜疫情、防范风险的关键。针对筛查、救治、防控过程中的风险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防控技术指南》等多个文件,这些要求也应成为各地防控疫情的遵循。

让杜荣辉同样高兴的是,一支“不走的基层队”正在逐步成长。

在CT影像上,肺结核、尘肺、炎症等一系列肺科疾病的表现非常相似,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误诊。地方医院救治条件有限,很多时候病人只能去大城市的医院就诊。

这些驳杂的声音没有影响到杜荣辉的热情。对她而言,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小事,力所能及、天经地义,最大的困难无非是“义诊路上的恶劣天气”。

绷紧疫情防控弦,需要将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随着假期临近,人员流动和聚集越来越频繁,疫情传播风险相应增加。在维持生产生活秩序的情况下做好防控,需要在“精准”上做文章。无论是人员进出限制、隔离和检测范围还是学校停课放假安排,都应结合地方实际、运用先进监测追踪技术,形成精准的防控判断。

2009年,到杜荣辉老家求诊的病人数以百计,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的77岁,其中老人占六七成,有不少是留守老人。

10年来,义诊治疗超过3000人次,结核病患者人数降到100以下,老乡们不善言辞,感激之情大多是借助土特产和自己种的蔬菜瓜果来表达。

2月8日,联想集团发布消息称,公司在武汉、合肥、深圳、惠阳和成都的工厂将为临时歇业的企业商户员工提供短期工作机会。具体工作包括电脑、服务器、手机的组装、包装等。两周过后,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接受新京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联想除了成都和武汉的工厂还在等待政府的进一步指令外,其他工厂均已顺利复工,只是员工回岗还没有到很高的水平,现在大概只到50%左右。

以浙江义乌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2月16日至2月21日,已返程的“义乌号”就业大巴261辆,接回员工9184名;到达火车专列3列,分别是安徽阜阳、江西南昌、云南昆明,接回员工2541名。另外,义乌还开通贵阳北—义乌G4134、怀化南—义乌G4132专列,接送员工返回岗位。这些做法对于东部省份的经济强市、强县来说,已经成为“标准操作”。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生活回归日常,却又“不同寻常”。元旦、春节来临之际,辽宁、北京两地新增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北京市顺义区进入“战时状态”,大连市此前已启动全员核酸检测筛查,聚集性疫情风险不容忽视。

视频编导:周逸雄 巩瑜 雷宇

让人庆幸的是,这10年义诊的日子里,“老天爷”似乎特别眷顾,晴天总是更多一些。

而今,再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她也向杜荣辉寻求帮助。那种力不从心的情况相比从前已经少了太多。

专科诊室是义诊开始一年后才有的。早在2009年,通城城郊的老家,就是杜荣辉和病人相聚的“老地方”。

危险显而易见。因为拖延,身患肺结核的卢义病情迅速恶化,这个25岁的年轻人的左半边肺已有2/3的部分停止运转,体重骤降至90斤,形如皮包骨。尽管在杜荣辉的帮助下病情好转,但仍旧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等到老人完全恢复,杜荣辉还给他的家人挨个做教育工作,打消了全家人的顾虑,山村小家庭里恢复了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场景。

而据他了解,停工期间,惠州本地的一些企业只能给员工发一千多元的基本工资。即便这样,这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成本压力。为了保障员工的工作健康,联想的工厂根据当地政府防疫组要求准备了防疫措施,为工人提供口罩、测量体温,对厂区进行清洁等。

得知郭宁在北京留守值班的消息,家里人也表示了理解,虽然多少会有担心,但是郭宁告诉父母,站里每天测体温、发口罩,快件在转运过程中消毒,办公区域、快递车和快递员也都喷洒消毒水。

在这种情况下,盒马鲜生、联想集团、京东等企业推出的共享员工尝试引起了市场的注意:通过为暂时不能复工的企业商户员工提供短期工作机会,既能在紧张的“用工荒”中迅速获得自身需要的劳动力,也为其他企业和员工提供了渡过难关的机会。不过,作为一种全新的尝试,它的落地或许也并没有那么容易。

“其实只要及时确诊,规范治疗,就可以很好地控制病情。”杜荣辉决定和当地卫生部门联系,扩大义诊范围,帮助更多的乡亲们。

通城县疾控中心则积极响应,在与患者协商讨论之后,义诊时间固定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如果实在走不开,杜荣辉会提前一两个星期给刘葵打电话,调整义诊时间,以免老乡们白跑一趟。不过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她总是有意识地把时间腾出来,因此,在各类学术会议上露面的机会少了很多。

促成杨涛此次参与共享的,是叁鲸日式料理的市场部负责人王子迪。曾经是京东一员的他,听闻老东家推出“人才共享”计划后便与门店员工商量,最后由杨涛带领一部分员工成立七鲜分队,减轻叁鲸日式料理店的压力。

奔波的概念不仅包括交通费、挂号费、门诊费,还有心神——大多数患病的留守老人无力自行到大城市里看病;乡里人不熟悉大医院里的挂号流程,看一次病可能让人苦苦等上十天半月。

杨涛此前是日料店的一名寿司师傅,今年元宵节后,他临时到京东7FRESH生鲜超市,成为一名“共享员工”。过去的两周,杨涛从做寿司变成分拣,“以前一天才走七八千步,现在至少得走四五万步,但有一定的收入,又能帮到京东,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不过,共享员工潮背后仍有诸多问题待解,包括接收方能支付多高的成本,共享员工审批流程快慢以及这一形式对于企业存在哪些法务上的风险?

因为痛风,方金坐了半年轮椅,家人害怕肺结核的传染性,让他独自住麦市镇冷段村的偏屋里,孙子则被接到外婆家。

从此,章恒按时复诊。2019年9月,在与肺结核相伴5年之后,章恒完全康复,开始外出打工的新生活。

2016年,通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武汉市肺科医院正式合作,组成医疗联合体,义诊走向规范化。通城县疾控中心曾多次提出派专车接送,尽管回乡一次的油费与过路费超过500元,杜荣辉还是委婉地拒绝了。